日期:2025-07-14 14:02:02
目 录
晚年的彭德怀不禁感慨万千,他深切地感受到自己被宵小所利用,这严重地破坏了他与主席之间那份深厚的情谊。彭德怀与浦安修
彭德怀晚年感慨良多,痛彻心扉地叹息道:“我竟沦为小人之手,导致与主席之间深厚的友谊遭受破坏。”
彭德怀与毛泽东
彭德怀深吸一口气,心中感慨万千:“错失的良机实在太多。我深知,性格之直率,恰是小人有机可乘,趁机挑拨离间,从而破坏了我与毛主席之间原本亲密无间的友谊。”
自1963年始,彭德怀在吴家花园的时光愈发显得孤寂。园中工作人员与警卫班的党组织在召开会议时,已不再邀请他参与,中央党校亦不允许他继续聆听课程,辅导教员也不再前来授课。彭德怀深感,自己再无可能洗刷那些无端加身的罪名,因此,他打消了向毛泽东申诉的念头。在那之后的三年间,他未曾向毛泽东或中央递送过任何文字。
在历经种种绝望之后,彭德怀的心态竟愈发淡泊,他时常带着自嘲的口吻戏谑道:“瞧瞧,我终于踏足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极端之境。”
彭德怀坦然了,但他的妻子浦安修却被卷入令人窒息的党内斗争之中。
当时,浦安修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一职。自从她的丈夫在庐山之巅不幸失足,她便饱受冷漠、白眼、排挤、诽谤,以及日益加剧的政治压力。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后,压力变得更加沉重。甚至有北京师范大学内部的部分人士试图劝说她,要求她与彭德怀“划清界限”。而所谓的“划清界限”,实质上是指她应当选择离婚。
在痛苦和迷茫之中苦苦挣扎的浦安修,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把离婚报告交到北京师范大学党委。浦安修没有勇气去找彭德怀谈离婚的事,只好找到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向彭梅魁交了底。
北师大党委将浦安修的离婚报告呈送给北京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刘仁,刘仁转报给杨尚昆,杨尚昆又请示总书记邓小平。邓小平在离婚报告上批示:这是家务事,我们不管。
浦安修要求侄女传达离婚意向。
彭德怀静默地坐在沙发上,双眸紧闭,久久无言。片刻后,他缓缓起身,对侄女言道:“梅魁,我的疑惑尚未散去,她的肩上背负着过重的重担。我们不得不做出分离的决定,纵然心有不甘,但这也是出于政治的考量和权衡,她亦只能顺着这条道路前行。”
1962年10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浦安修由彭梅魁陪着来到吴家花园。彭德怀也请来了他的患难知己杨献珍。
杨献珍起初坚决地抵制他们的婚姻解体,但如今,他只能缄默以对。
正当他们正式宣告分手之际,彭德怀特意挑选了一枚硕大的梨,亲自将其皮削得光洁无瑕,再细心地切成了两半,整齐地摆放在一个盘中,随后随手将盘子推至浦安修面前。在中国文化中,夫妻间分食梨果被视为不祥之兆,因“梨”与“离”谐音,意味着分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彭兄弟!”杨献珍语气中带着不快地问道。
浦安修泪如雨下。
彭德怀语气诚挚地表达道:“纵然我同意了离婚,但那颗梨却如鲠在喉,难以吞咽。安修,若你坚信我彭德怀是无辜的受害者,请勿触碰到这梨。然而,若你对我的革命者身份尚存一丝疑窦,那么请毫不犹豫地享用你手中的那半颗梨,从此我们各自前行,再无瓜葛。”
浦安修略作犹豫,随即轻柔地取过一片梨。杨献珍焦急地呼喊道:“安修,切莫食用这梨!”
浦安修看看杨献珍,又看看彭德怀,还是把它吃了下去。她哭着说:“你们的话在撕咬着我的心,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场面了……”杨献珍愕然。
彭德怀猛然攫起那仅剩的半个梨,用力将其摔向地面。
浦安修低头轻声抽泣,声音中夹杂着深深的自责:“老彭,我深感愧疚,今后还请多多保重身体。”
彭德怀望了望浦安修,迅即走开了。从此,彭德怀孤寂的心灵,变得更加苦楚。彭德怀没有自己的亲生儿女,妻子浦安修是他最亲的人,也是他躲避政治风浪的最后一道港湾,现在连这道港湾都不能依靠了。
品过梨子的浦安修,内心却悄然埋下了阴影的种子,那阴影犹如幽灵般,始终萦绕不去。
1978年10月中下旬,杨献珍从“流放地”回到北京,正赶上中央为彭德怀举行追悼会之后,浦安修到北京医院向杨献珍哭诉自己的心里话:“彭德怀是对的,他坚决不吃分手梨的决定对极了!而我,则吃错了分手梨!”
由于当时特殊的情况,浦安修虽没有与彭德怀上法院,正式解除夫妻关系,以后浦安修照样受彭德怀的牵连,挨斗受批,但毕竟她在彭德怀最困难的时候提出了离婚申请,并离开了他,这给她造成了终身的悔恨。
自彭德怀同志得以平反,尽管中央领导对其过往的失误展现了宽恕之情,并正式确认了她与彭德怀的婚姻关系,并委以全国政协常委的重任,她内心深处却始终难以原谅自己的过失。为了慰藉彭德怀同志的在天之灵,并减轻自身的心理负担,她将晚年的大部分时光倾注于整理彭德怀同志的生前著作,同时不遗余力地协助组织为因彭德怀冤案而受牵连的众人争取平反。
浦安先生于1991年5月2日,在北京不幸因病辞世。
在过去八年间,彭德怀多次遭受殴打与批斗,累计次数多达数百。最初,他被安置在北京西郊五棵松的卫戍区营房进行看管,随后,其监护地点历经了三次变动。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由于癌症的折磨,他被转至三〇一医院接受治疗。尽管在这八年间彭德怀并未被监禁,实则他一直过着如同囚徒般的生活。
1967年元旦这一天,彭德怀在解放军战士持枪看守的简易工房里来回徘徊。彭德怀左思右想,认定造反派将他绑架、羁押一定是背着毛泽东干的,应该给毛泽东写信反映真实情况。他从日记本上撕下一张白纸,写道:
主席:
遵命前往三线建委,我仅担任第三副主任一职,并未承担其他任何职务。对此,我深感未能满足您的期望,心中颇感有愧。
12月22日的深夜,我在成都不幸沦为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的俘虏,翌日便被移交给了北京地质学院的“东方红”红卫兵。27日,我被迫踏上前往北京的押解之路。在整个押解过程中,我承受着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的双重监护。在此,我向您献上我最后的敬意!愿您福寿绵长,福泽深厚无垠!
彭德怀
1967年1月1日
“此致敬礼,最后一次”的言外之意内涵丰富,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两层含义。首先,彭德怀向其统帅致以了最后的敬意,这一行为充分展现了他坚定不移的情感。其次,这一举措亦透露出他当时所面临的处境相当困难,甚至可能面临生命危机。彭德怀的信件被卫戍区视为“重要文件”,并逐级上报。
彭德怀在监护点日夜翘首以盼,期待着毛泽东的回音。遗憾的是,即便他守候了整整八年,直至生命的终点,依然未能等到毛泽东的答复。
长期承受肉体与精神的巨大熬煎,彭德怀将军那坚毅不屈的意志终于被击垮。1973年4月,他不幸被确诊为直肠癌晚期,随后入住了解放军总医院的三〇一病区接受治疗。
茅飞回忆道,彭德怀在得知自己病情后,迫切地渴望能见到毛泽东,那股觐见的心情愈发迫切。
他对茅飞言道:“生死对我而言,早已习以为常,宛如日常饮食一般。如今我所挂念的,是诸多悬而未决之事。我渴望生存,渴望亲眼目睹毛主席的英姿。”
“你绝无可能目睹他们!”茅飞所指的“他们”,正是那支专案组。
彭德怀的面容顿时变得凝重,他深深地叹出一口气,轻轻摇首,不胜感慨地说:“我错过的良机确实太多。我深知,我的性格直率,惯于直言不讳,这却让我沦为了一些小人的利用对象,损害了我与毛主席之间的信任。我明白,与毛主席重逢的机会几乎渺茫,他日理万机,事务繁忙,我的请求在他面前或许显得微不足道。然而,我依然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因为他始终是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历史虽无情,但我坚信,历史终将给予我公正的评判。若我有幸再见到毛主席,我也将向他倾诉这一片衷肠。”
尽管手术的安排尚未有定论,他毅然决然地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并坚决要求在手术前能够亲自见到毛主席,以便详尽陈述自己的病情。在侄女彭梅魁的耐心说服与劝导下,他终于同意接受手术。
1974年9月2日,彭德怀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在这一刻,两位专案人员受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的命令,赶到医院探视彭德怀。他们向彭德怀询问,是否有所言辞欲留,以作他生命旅程的最后一章。彭德怀心中最深的期盼,即在生命的尾声与毛泽东、周恩来或叶剑英见面,并能与他们简短交谈。他诚挚地请求这两位专案人员将他的心声转达给中央领导。
1974年深秋,时值11月下旬,彭德怀的生命已经接近尾声。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关头,他紧握双拳,猛烈地击打着病床,将最后一份力气全部倾注其中,高声呼唤:“我从未对死亡感到恐惧。但问题尚未水落石出,我仍想继续活下去,我渴望能够再次见到毛主席!”
11月29日,彭德怀将军带着无尽的哀思离世,享年七十六岁。
彭德怀与浦安修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彭德怀元帅终获党和国家的公正与肯定。
不久之后,国家有关机构向彭德怀元帅补发了总计48,000元的工资与稿酬,同时亦归还了他部分书籍和个人物品。
这些工资和遗物全部交给了彭德怀元帅的“前妻”浦安修。
浦安修看着彭德怀元帅的遗物,独自发呆了很长时间,脑子中像过电影一样,放着自己和彭德怀相处的情景,不知不觉间泪水已经沾湿了衣襟,再看这些物品她感觉如坐针毡。
时光荏苒,她至今未能释怀。忆及往昔彭德怀元帅身处逆境之时,她未能鼓足勇气与他同舟共济,反倒是与他争执不断,最终选择了婚姻的结束。
她写了离婚报告上交组织,此后两人就开始各自过各自的生活,浦安修长期住在学校的宿舍里面,即使在彭德怀元帅病危的最后时刻,她仍然拒绝去见他最后一面,这是她最后悔的一点,也是自己埋怨自己最狠的一点。
今朝,彭德怀元帅的名誉得以洗刷,国家将彭德怀元帅的薪俸与遗物悉数归还于其遗孀,此举充分展现了对其夫人的深切认可。忆及此刻,她不禁泪如泉涌。
庆幸自己仍是他的身边人,她誓言将忠实履行彭德怀同志生前的遗愿,细致妥善地处理他的薪俸和遗物。这同样是对他的一种慰藉与精神上的补偿。
01 彭德怀与浦安修的爱情
他们的爱情故事波澜壮阔,感人。
他此生将全情投入革命事业,从此不再踏入婚姻的领域。
他之所以当时立下那样的誓言,实乃一时激愤之下的冲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情绪渐渐恢复平静。待心境归于平和,他开始逐步接受那些过往的经历,并以一种超然的心态去面对。
他从容不迫,反观四周的众多将领,无论其身份高低,始终难以保持内心的平静。
细察军中诸位将领,他们无不早赋家庭,膝下有子,唯独那位声名远扬的八路军副总司令,仍孑然一身,此景引得众人心忧不已。
一时之间,众多热心者竞相伸出援手,试图为他牵线搭桥,但当事人却显得异常沉着,屡次以各种理由巧妙地加以婉拒。
众人皆感无奈,面对困境,寻求对策的思路纷乱。恰逢此时,八路军386旅的旅长陈赓同志,毫不犹豫,挺身而出,勇敢地承担起促成联姻的重任。
他语气坚决地强调:“请大家放心,我所采用的方法定能引起彭副司令的高度关注。”
“既然我们均已组建家庭,怎能坐视副总司令孤独终老?请大家放心,我坚信自己能成功促成这门美事!”
陈赓的设想独到而富有新意,彭德怀则平素工作态度严谨,面色凝重,不苟言笑,对周遭事物多持一种淡泊的心态。有鉴于此,陈赓选择从彭德怀的个人兴趣切入,锁定了他所热衷的篮球运动。
陈赓特意筹划了一场女子篮球比赛,借此为彭德怀提供了一次难得的相亲机会。
球场上的篮球赛映入眼帘,彭德怀目光如炬,专注地注视着比赛。陈赓趁此机会,问道:“首长,您对此有何见解?”
“不错,不错,很精彩。”
“首长,谁表现最佳?”
彭德怀陷入沉思,片刻之后,他缓缓开口:“那位女士,眼镜之下透着聪慧,身姿高挑,她的射击技艺堪称一绝。”
陈赓急忙引见道:“这位是蒲安修女士,她是北师大的优秀学子,现正担任陕北公学的教职。她容貌秀美,学识广博,品行更是无可指摘。”
后来在陈赓的细心安排下,彭德怀和浦安修就见面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适应与深入了解,两人自然而然地携手走进了婚姻的圣堂。
浦安修及其两位姐姐——普洁修、普熙修,均为我国现代史上杰出的知识女性代表。普洁修,作为大姐,不仅是一位大学教授,更是杰出的企业家;而二姐普熙修则以其知名的记者身份,活跃于新闻界,同时,她还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坚力量。在两位姐姐的榜样与熏陶下,浦安修勤奋好学,才华横溢,深得众人赞誉。
在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他们的婚姻之舟遭遇了波涛汹涌,夫妻关系遭受了严重的裂痕。
1962年前后,浦安修很少回家,平常她是住在学校的宿舍里面,周末回家和彭德怀夫妻团聚,而最近一段时间她已经很久没有回来了。
有一天彭德怀在卧室里面看书,突然发现浦安修的专用书柜差不多已经空了,再次仔细看了一遍,她的日用品什么的也都带走了,他顿时明白了,她这是想要与自己分开了。
即便如此,他心中并未滋生对妻子的怨恨之情。他深刻理解她的选择,并对其表示了应有的尊重。
10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浦安修回到家,两人吃完晚饭之后,彭德怀主动拿了一个梨出来,削好了皮切成两半,分给她一半对她说:
“既然你坚决选择分离,那么就让我们从这一刻起各走各的路。这梨,我们就各分一半,各自品尝吧。”
浦安修微微一愕,终是缓缓伸出手,接过了那半块梨。泪水悄然滑落,她默默地将梨细细品尝至尽。
自那天傍晚开始,两人便正式踏上了分居的旅程。浦安修此后便常驻于学校,再未曾踏入他们曾经共有的住所。
浦安修意识到自己并未出现在北师大新一届党委候选人的名单之中,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她果断地撰写了离婚申请书,并将其正式提交给了党委。
然而,她的离婚请求在杨尚昆、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办公桌上辗转反侧,却始终未能获得批准,因此此事只得暂时搁置,她的婚姻关系亦未能正式划上句号。
获悉她悄然无声地提交了离婚诉状,彭德怀内心不禁涌起一阵剧痛。他坐在沙发上,沉思许久,待情绪逐渐平复,最终,他平静地接受了这一残酷的现实。
因为离婚申请没有通过批准,所以直到彭德怀恢复名誉,浦安修仍然是元帅夫人,并且恢复了职务和待遇。
但她的心里却并不好过,怀着对彭德怀深深的思念和愧疚,她决定自己必须要做点什么事情来弥补自己曾经的错误,晚年的浦安修就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整理彭德怀元帅著作上。
处理薪资与遗产
首先,是国家依照规定发放的薪资与稿酬;其次,则是个人精心收藏的物品。
浦安修在拿到这些东西时,并没有私自做主,而是叫来了一直照顾彭德怀的侄子侄女儿彭梅魁、彭钢,想要询问一下他们的意见。
经过一番深入的商议,三人最终达成了关于彭德怀元帅遗产及工资分配的具体方案。
彭德怀留下的遗物,主要涵盖了他所阅读的各类书籍以及他个人使用的军事装备。
浦安修向彭梅魁,彭钢提议自己想要把彭德怀的书籍带在身边,以做留念,这些书籍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等书。
此外,彭德怀将军在军事生涯中使用的各种装备,包括手枪等,均已无偿捐赠至国家军事博物馆。此举让民众得以更加直观地体会并领略这位英勇无畏的彭将军波澜壮阔的戎马生涯。
最终,彭德怀元帅身后留下了一批家用电器,这些珍贵的遗物随即被分配给了他的侄子侄女等亲属。
在合理调配了前述物品之后,尚有一笔关键资金有待处理,即国家补发的工资及稿酬,总额高达48,000元。
在那个年代,这笔资金无疑显得格外丰厚。或许,国家的意图在于将这笔款项赠予浦安修,以期她能够安度晚年,这样的推断亦非无稽之谈。
但浦安修决定,一分钱不动,全部按照彭德怀的遗愿给分配出去,如果剩下还有钱就全部捐出去,以弥补自己对他的思念之情。
1974年,彭德怀元帅在北京301医院接受治疗期间,察觉生命之光即将黯淡,便将心中所留的遗言转达给了侄女彭梅魁。
在这段困顿时日里,侄女与她的伴侣始终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爱,甚至不惜变卖家中的财产,来支持他的日常开销。
景希珍,他的忠诚警卫,始终如一,然而他的家庭重担亦颇为沉重。他不仅承担着支撑妻子的重任,还要抚养三个孩子,同时还要照顾年迈的双亲,生活的艰辛,对他而言,可谓是难上加难。
景希珍自青春年少便始终伴他左右,他倾囊相授,引领她茁壮成长。自那时起,他亲眼目睹了她从青涩的少女蜕变为今日的沉稳中年。在这波澜壮阔、充满挑战的岁月里,他们之间的情谊愈发显得深厚而珍贵。
彭德怀昔日省吃俭用,积累了一笔不小的积蓄。继而,他大方地捐出了3000元,旨在帮助景希珍改善生活。但遗憾的是,这笔款项如今却遭遇了冻结,彭德怀的心情亦随之陷入了焦虑之中。
他低声对侄女说道:“待我离世之后,若我的积蓄能顺利分配,我希望你能分得3000元,再将同样的数额给予景希珍。至于綦魁英的秘书与赵凤池的司机,他们生活颇为不易,多年来始终陪伴在我左右,尝尽了艰辛。我想给予他们一些帮助,以便他们能安顿生活。这事儿就请你代劳,这是伯伯对他们的一份心意。将来若你与他们相遇,别忘了代我向他们致以问候。”
彭梅魁泪珠滚落,凝望着彭德怀伯伯那布满岁月痕迹的苍老面容,内心不禁涌起一阵酸楚。她紧紧握住彭德怀的手,轻声安慰,并郑重誓言,她必将遵从他的嘱托,妥善处理这些事务。
浦安修从彭德怀侄女那里得知他的遗愿之后,就按照他的遗愿给侄子,侄女儿和他们的家人,还有彭德怀的秘书、司机、警卫员都分了钱。
这部分大概占他所有工资稿费的1/3,还剩下2/3的钱,这些钱浦安修决定将它们都投给湖南湘潭县,借以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这也是彭德怀生前一直关心的事情。
除却这些,她心怀愧疚,渴望弥补往昔对丈夫的损伤,于是毅然投身于彭德怀将军回忆录的编纂之中。她全力以赴,力求向世人展现一位生动、充满血肉的彭大将军形象。
出版《彭德怀自述》
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央军委作出重要决定,着手着手启动我国十位元帅的传记编纂工作,并特别成立了彭德怀元帅的传记编写团队。
这个时候的浦安修已经60多岁了,但是因为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她并不能原谅自己,所以第一时间她主动加入了彭德怀传记编写组,她决心用自己的余生为自己的丈夫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她与传记编写团队的其他成员一道,踏入丈夫曾辛勤劳作的太行山区,实地考察并搜集相关资料。在此过程中,她倾听了众多曾与彭德怀携手并肩的战友和同志们所讲述的回忆与故事。
第1站,他们来到了声名远扬的左权县麻田,此地曾作为八路军总指挥部的所在地。
村中居民性情淳朴,天真烂漫。闻悉浦安修即将莅临,他们便早早地汇集于村口,热切地等待着。考虑到浦安修的车辆行经农村崎岖的土路可能颠簸不稳,他们更是用心对那条绵延百米的土路进行了细致的整修。
浦安修对村民们的举动感到非常感动,记得彭德怀生前就十分关心家乡的教育问题,因此来到这个对彭德怀有特殊意义的地方,她也专门看了这里的教育设施问题。
审视过后,他心情愈发沉重。那时的左权县麻田小学,尚无一处正规的教室可供使用,孩子们只能在学校内简陋的寺庙中求取知识,课桌椅更是难以寻觅,而课本也只得由众人共用。
浦安修在向有关同志调查彭德怀当年战斗的事迹时,也不忘对这里的教育情况进行了一番调研,然后把情况报告给了中央。
她的研究结晶,以《山西老区教育状况调查报告》为题,已正式呈递至教育部。
在浦安修的带领下,编写组全面的寻找了彭德怀元帅生前的资料,并且出版了名为《彭德怀自述》的图书。
蒲安修不禁为之愕然,这本著作自面世之日起,便引发了热烈讨论与广泛喜爱。在短短数日之内,其销量便冲破了290万册的大关。在那个时代,这样的成就无疑堪称耀眼。
该作品一经受到热捧,出版社便将全部稿酬全额汇给了浦安修,她总共获得了3500元人民币的稿酬。
她毫不犹豫地将3500元的稿酬全数捐出,慷慨地资助了太行革命老区。这笔资金得到了精心的运用,用以重建左权县麻田小学与武乡县王家峪小学。
她不禁深情地感叹道:“这部作品凝聚了彭总在困境中用血与泪交织的笔触,因此,它的稿酬不应仅仅归于个人收藏,而应当投入到最能彰显其价值的领域之中。”
从分配彭德怀的工资和稿费到如今爆火的图书的稿费,浦安修一分都没有给自己留,全部捐献了出去,这得到了很多同志的一致好评,而她也觉得心里终于能够安心一些了。
浦安修
1991年5月2日,浦安修于北京因乳腺癌不幸离世,享年七十三岁。
倍悦网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